“所以,他们内部有些人,就想办法处理掉一些‘样品’,或者因各种原因未能交付的设备。
东西绝对是好的,很多甚至是国内顶尖水平,有些还带了最新的数控系统。
但走正常渠道,国家不批,也卖不掉。放在仓库里,就是一堆不断贬值的废铁。”
“他们的条件,可能有点……特别。”安德烈拿出一张单独折叠的纸,推到顾方远面前,
“只卖设备本身,不附带核心图纸和源代码。但是,他们可以派遣原厂的技术团队——工程师、高级技师——随设备过去,负责安装、调试、操作培训和维护指导,代价是……”
他指了指纸上罗列的数字,“所有外派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全部开销,包括顶格的食宿标准,都由买方承担。”
顾方远展开那张纸。
上面清晰地罗列着外派人员的薪酬标准:高级工艺工程师月薪六百元人民币,顶尖高级技师一千元,项目总设计师兼领队甚至高达一千二百元。
这还不算国际差旅和在华期间的其他高昂费用。
这份要求,可以说是非常苛刻。
要知道,在1984年的中国,最顶尖的八级工或高级工程师,月薪也不过一百多块钱。
正常来说,苏联同工种的平均工资大约是中国的三倍左右。
可对方开出的“出差补贴”,直接跳到了六倍以上!
这简直不像是雇佣技术指导,更像是给这些专家提供一次去中国“合法捞金”的机会。
顾方远心里明镜似的。
安德烈能弄到这些高级数控机床,恐怕对方附加的核心条件之一,就是必须“打包”雇佣这支高薪技术团队。
这些苏联专家,不但能在国内工厂照常领一份基本工资(哪怕可能被拖欠),还能通过这次“外派”获得一份极其丰厚的外快。
这既解决了厂里部分骨干人员的收入问题,稳定了人心,又能为厂里创造一笔“计划外”收入。
顾方远对这些具体型号机床的应用领域虽然算不上精通,但他深知其战略价值。
他计划建立的综合性研发中心和未来的精密制造体系,正需要这类高精度、尤其是带数控系统的加工母机。
这是真正有钱也难买到的东西,是工业升级的基石。
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