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才华没有反抗,很配合。他被带出书房时,最后回头看了一眼书桌上的照片。
“才德,哥尽力了。”
别墅外,王德标看着许才华被押上警车。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,此刻头发凌乱,只穿着睡衣,脚上还是拖鞋。但他腰板挺得笔直,眼神里没有恐惧,只有一种解脱般的平静。
“带回局里,单独关押。”王德标说,“通知检察院提前介入,审讯全程录音录像。”
“是。”
同一时间,市公安局审讯室。
孙建国坐在审讯椅上,面前放着一杯水。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三个小时,没人审他,也没人跟他说话。这种沉默的压力,比任何讯问都难熬。
墙上的时钟指向六点十分,天已经亮了。审讯室的门终于打开,王德标走进来,身后跟着赵亦乐和记录员。
“孙处长,等久了。”王德标在他对面坐下,打开一个文件夹,“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?”
孙建国咽了口唾沫:“知道。许才德的案子。”
“那你说说吧。”王德标把一支笔和几张纸推过去,“从1998年5月12日,许才德被抓开始,原原本本写下来。每一个细节,每一次审讯,每一个证据。不要遗漏,不要隐瞒。”
孙建国拿起笔,手有些抖。他五十多岁,头发花白,在公安系统干了三十多年,从普通民警到处长,一路走来不容易。但这一刻,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到头了。
“王书记,当年。。。当年那个案子,确实有问题。”他开口,声音干涩,“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整个办案过程,都有问题。”
“那就把所有问题都写出来。”王德标说,“谁施加了压力,谁做了假证,谁隐瞒了证据,谁违规办案。一个一个写清楚。”
孙建国开始写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,像在刮擦他的良心。
“1998年5月,西明市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,死者是个小老板。现场很乱,没有直接证据。但有人举报,说看到许才德在附近出现。我们就传唤了他。”
“许才德当时二十岁,在理发店当学徒。他承认那天经过现场,但说只是路过。我们没有其他证据,按说应该放人。但那时候。。。命案必破的压力很大。局里要求限期破案。”
孙建国写到这里,停了一下,抬头看王德标。
“继续说。”王德标面无表情。
“后来,我们找到一个‘目击证人’,说看到许才德作案。但这个证人后来承认,是被人收买作伪证。可当时我们没深入查,就凭这个证言,把案子定了。”
“谁收买的证人?”
“不知道。证人只说是个‘戴墨镜的男人’,给了他一万块钱。那时候一万块是巨款。”孙建国苦笑,“我们也怀疑过,但上面催得紧,就。。。就糊弄过去了。”
他继续写,把当年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一件件抖出来:刑讯逼供,许才德身上有伤,但法医鉴定写的是“自伤”;证据造假,从许才德住处‘搜出’的赃物,其实是别人放的;程序违规,该通知家属没通知,该请律师没请。。。
“2000年执行枪决前,许才德一直喊冤。但没人听。”孙建国写到这里,眼泪掉下来,在纸上晕开,“我当时是副支队长,只要我坚持一下,也许就能重审。但我没坚持。我怕。。。怕影响前途,怕得罪领导。”
“2003年真凶落网,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,是害怕。我知道,完了,要出事。但那时候我已经调到其他岗位,想着也许能蒙混过去。局里也有人想压下去,毕竟错杀无辜,是重大责任事故。”
“最后怎么处理的?”王德标问。
“内部处理。当年的支队长提前退休,我记大过,几个办案民警调离。对外。。。对外就说‘吸取教训,改进工作’。”孙建国声音越来越低,“许才华上访,我们拦过,劝过,也。。。也威胁过。跟他说,人都死了,闹有什么用?给他点补偿算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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