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后做生意,还是在咱们这边,别往那边跑了,安全第一呀。赚钱重要,安全更重要。”
戴建国连连点头说:“是是是,对对对。我当时也是被钱迷了眼,总想着多赚一些,没想到那边的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差。
也多亏了李老板你还有那个刘老板,不然的话,我真的就要客死他乡了。一点点礼物,不成敬意,还请李老板笑纳。”
李龙就想笑。这个戴建国小学都没毕业,说话还文绉绉的,这是在学古人啊。不过他拿的东西倒的确挺有诚意,一箱五粮液、一条红塔山,再加上两件苏联产的皮大衣,上千块钱的东西了。
他也没客气,就指挥着两个人把东西放进了自己的越野车里,然后让李俊海去看着机器,他带着戴建国到办公室里聊一聊。
进了办公室,坐下之后,戴建国主动说起了这一次事情的经过。他说:“我们拉着货到了阿拉木图,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因为人生地不熟的,我们虽然去过,但是认识的人也不多,就住在了上一回住的宾馆里面。
那个宾馆说实话条件不咋样。我们啥也听不懂,只能靠着翻译帮忙解说。翻译也是经常打交道的,但是对这边了解也有限,我们休息了一晚上,第二天去找上一次出货的人,结果人没找到,就只能找其他的出货渠道。
阿拉木图那边真的是鱼龙混杂,我们带着翻译,找了好几家商行,人家要么对我们的产品不满意,要么对我们的价格不满意,总归是不好出货,我们很着急,但是也不想赔本。就只能不停地想办法,不停地出去碰运气。
在那呆了好长时间,好不容易有一家商行打算收我们的货,因为货比较多,他们说第二天派人过来验货,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事了。
晚上有人装成警察来查房,把我们三个人连带着拉过去的货一起带到了郊外的一个农庄里。
他们把我们的货收走了,把我们身上的钱和证件也拿走了,这些人知道我们还要进货回到国内出售,货款存在银行里面,所以逼问我们要货款我和那个老板知道,要把货款拿出来的话我们就死定了,所以咬死了不松口。”
戴建国感叹道:“当时其实我们觉得,基本上没救了。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,在那个阿拉木图也没有认识的人,没有能够帮忙的人。
其实我们在被抓的前两天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,那个宾馆出现一些陌生的人在盯着我们,所以我当时留了个心眼,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想着真要出事的话,能救我们的也只有你了。
我在收购站卖东西的时候,就听说李老板,你在阿拉木图这边有朋友,那时候就是以防万一,没想到真用上了。”
这让李龙想起了那句话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也就是戴建国,提前打了个电话,不然的话,他们弄不好真就死在那儿了。
而他的父母,寻找儿子就只能是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那种。这种事情,在前后二十年里,不是没有过的。
经历了这么一遭磨难,戴建国也老实了。他说回去之后,还打算做进出口贸易,但是老老实实的就在口岸那里卖货,不打算再出国了。
那种胆战心惊被人天天打骂的日子,有一次,一辈子都记住了。李龙觉得这样也挺好,钱赚的虽然没有出国那么多,但至少还比较安全。
戴建国在厂子里没待多长时间。他也替自己的父母给李龙道了个歉,说:“我老爹老娘没什么见识,本身就是农民,对李老板有一些误会,做了一些事情,有不到的地方,也请谅解。”
李龙半开玩笑地说:“再怎么说,你爸妈也是担心你,当父母的能做到这一份上,我们怎么可能怪罪呢?你就放心吧。”
戴建国就离开了,离开前,他说他到时候还要准备一份礼物,托李龙交给那个刘老板。因为从哈方回来的时候,他们几乎就是身无分文,还是刘老板给他们一人给了一些钱,不然想回家都难。
戴建国离开之后,李龙拆开装烟的箱子,给李俊峰和陈前进一人一条,剩下的他打算给大哥家分一些,剩下的存着。
下午,李龙抽空到了大哥家,把烟和酒放了一部分之后,就从大哥家里给陈大军拨了个电话,报告了这件事情。
陈大军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,从头到尾让李龙再讲了一遍,然后给李龙说:“以后这样的事情,还是经常要搞。咱们国内到那边去做生意的人比较多,有些人会遇到麻烦,大使馆不可能把每个人的麻烦都解决掉,民间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解决麻烦,自然是最好的。”
陈大军让他再有类似的情况,一样及时报告,李龙就答应了下来。
这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