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办公厅八年,经历过三次中央重大政策出台前的准备期,最长连续工作过七十二小时。”贺知书回答得很平静,“身体没问题,而且我有锻炼习惯,每周跑三次步。”
“协调能力是你的优势,”另一位副主任问,“但如果遇到原则性问题,必须坚持原则、不怕得罪人时,你会怎么做?”
这是在问他的“硬度”。
贺知书想了想:“协调不是和稀泥。我的原则是,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寻找最大公约数。如果确实触及底线,我会明确说不,但会耐心解释原因,争取理解。”
回答得很周全。
轮到林万骁提问:“如果让你设计投资审批改革方案,你的核心思路是什么?”
贺知书早有准备:“三个字:简、透、严。简,简化程序,能合并的合并,能取消的取消;透,全流程透明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;严,严格监管,对违规行为零容忍。”
“具体措施呢?”
“建立‘负面清单+承诺制’,清单之外皆可为;推行智能审批系统,用算法减少人为干预;引入第三方评估,重大项目必须过专家关;强化事后监管,建立项目终身责任制。”
说得条理清晰,虽然创新性不如邬冬梅,但更稳妥可行。
十分钟到,贺知书起身鞠躬离开。观摩席上有轻微的议论声,这个表现,可以。
下午继续。
第一个是于小川。他走进来时,脚步很重,坐在椅子上时,椅子吱呀响了一声。他的自我介绍很实在,就是讲项目,讲审批,讲怎么守住底线。
提问环节,问题更具体。
“某省申报一个钢铁项目,技术先进,效益好,但所在地环境容量已经饱和。你批不批?”王正国亲自问。
于小川毫不犹豫:“不批。环境容量是硬约束。再好的项目,突破底线就不能批。”
“但如果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来做工作呢?”
“还是不能批。但我会耐心解释,帮他们找别的出路,比如推荐到环境容量允许的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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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会得罪人。”
“干这行,不得罪人不可能。”于小川说得很直,“但得罪人也要看为什么。为公事得罪人,我不怕;为私事,我不会。”
回答得很硬气。
林万骁问:“你对邬冬梅同志提出的‘全流程透明’改革怎么看?”
这是个敏感问题。观摩席上的人都竖起了耳朵。
于小川沉默了几秒:“方向是对的,但操作要慎重。有些信息可以公开,比如项目基本情况、审批进度;但有些信息,比如专家评审的具体意见、内部的讨论过程,完全公开可能影响决策质量。我建议分步走,先公开结果,再逐步公开过程。”
很务实,但也透出保守。
“你认为投资司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