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朗翻到下一页,李仕山继续往下看。
“成立集团后,事情变了。”
“先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打电话,说他们单位有个职工的家属,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,想安排到我们厂里。”
“我想着,帮一把是一把,就安排了。”
“然后是另一个部门的领导,也是类似的理由,我也安排了。”、
“再然后,是开发区的、市里的,各个部门的。有时候是电话,有时候是饭局上随口一提,有时候是人直接带过来。”
“他们就是简单的一句话:赵董,帮个忙。我能说不吗?”
“审查、贷款、项目,可都在他们手里。”
“每年光这种‘安排’就有二十多人,一直到现在,有一百多人。”
“这些人的工资、社保、福利,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这些人基本上能用的太少。我怎么办?只能忍着。”
李仕山看到此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这种事他听过,看过,也做过。
前世自己到市委工作后,也帮朋友或者老家的亲戚介绍工作。
那个时候在他看来,就是一个电话或者一顿饭的事情,顺水人情。
只是没想到,这样的顺水人情会给企业带来如此大的负担。
“不光是安排人,还有各种捐款、赞助、慰问。”
“环保局说要更新设备,让我们赞助三十万。”
“教育局说学校缺电脑,让我们捐五十万。”
“民政局说年底慰问困难群众,让我们出二十万。”
“连街道办搞个文艺汇演,都要来找我们要赞助。”
“一年下来,各种摊派不知几何。说是‘自愿’,可谁敢不‘自愿’?”
李仕山手指摩挲了一下,他脑海里浮现了画面。
赵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,桌上摊着一摞“邀请函”、“倡议书”、“感谢信”。
红色的抬头,烫金的字,盖着公章,一个比一个正式。
他一张一张地翻,翻到后面,手停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