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这次铤而走险的大规模运粮,林向安才真正摸清了其中的流程与门道。
实际上,粮食本就是朝廷治国的根基。
先帝推行“重农抑商”,奉行广积粮的国策,将粮食储备视作安国立本之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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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户部下设十三清吏司,各司分管一省田赋与粮饷。
仓部则专掌中央粮仓的管理与审计。
驻淮安的漕运总督,掌控南粮北运的生命线。
而各地总督、巡抚,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,负责本地的粮食生产、征收与赈灾。
围绕这些制度,朝廷建立了一整套粮政体系:
田赋征收、漕运制度、开中法与仓储备荒。
田赋,是国家最主要的粮食来源,直接向自耕农与地主征收。
漕运,则是将江南丰饶之粮,源源不断运往北方。
开中法,军队运送军粮等物资,然后换取“盐引”,一份盐引大概四百斤盐。
朝廷不费一分一毫,利用粮食政策撬动民间商业资本,也因此催生出一批巨富盐商。
仓储系统,则由地方官府执行,分为官仓与民仓:
官仓用于军队、官僚和漕运体系;
民仓则以平抑粮价、赈济灾荒为主,又细分为预备仓与社仓、义仓。
其中预备仓最为重要,由州县设立,粮源包括官钞收购、罪囚赎罪粮、民间输捐等;
而社仓、义仓则多由乡绅富户出资,带有浓厚的自治色彩,遍布乡村。
按理,京城的粮价,本该由预备仓来调节。
但因皇长孙与诸藩王的争斗,运转受阻,导致粮价失序。
林向安正是在这段权力真空期,借宁远伯府、李家与镖局之力,强行运粮入京。
虽然铤而走险,却也缓解了市场压力。
眼下,他打算借用现有的制度框架,来拓展自己的粮道。
放眼天下,最重要的产粮区,正集中在湖广、江西、安徽与江浙等地。
在几个关键产粮区,林向安计划挑选水陆交通便利的城镇,设立收购点。
这些收购点不再是普通粮店,而是相当于小型“分公司”。
每个点都需派驻一名得力掌柜,配备账房、伙计与护卫。
这就意味着,要吸纳并培养大量人才,经过系统培训,按统一标准去管理,才能确保运转高效。
到时将与当地势力合作,重点联络粮行和大地主,由他们充当中间商进行批量收购,以降低管理成本。
同时,也可直接开设粮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