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山河在堂屋里坐了整整半个小时没动窝。
烟抽了三根,烟灰缸里的烟屁股摞了一小堆,炕桌上摊着他那个发黄的笔记本,铅笔在纸上划了又划。
彪子端着一碗热粥走进来,看他那个样子,把粥往桌上一撂。
“二叔,你这是咋了?跟谁打电话呢?脸这么难看。”
“周叔。”
“周叔?大过年的他找你啥事?”
李山河没直接回答,把笔记本合上,抬头看了彪子一眼。
“过完十五先不去大连了,去京城。”
“京城?”
彪子的嘴张开了,手里的馒头差点掉地上。
“二叔,不是说先去大连收拾那个鳖犊子吗?”
“他跑不了,京城的事更急。”
“啥事啊?”
“上面要见我。”
彪子愣了两秒,然后猛地一拍大腿。
“操,上面是多上面?”
“你别管多上面,到时候你跟我去就行了,别的少问。”
“好嘞,二叔你说啥就是啥。”
彪子虽然嘴上应着,但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两圈,凑过来压低声音。
“二叔,是不是上回你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些玩意儿立功了?”
李山河瞥了他一眼。
“我说了别的少问。”
“我就随便猜猜。”
彪子嘿嘿笑了两声,抱着粥碗蹲到炉子边上去了。
李山河坐在炕桌前,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老周说的两件事,一件是好事,一件是要命的事。
好事是六卷胶卷让上面满意了,点名要见他,这意味着他在国家这盘棋上的分量又重了一截,能要到的东西也就更多了。
要命的事是瓦西里的调令。
三月份生效,最迟三月份。
也就是说,从现在算起,他最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来保住北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