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甲看着他们。
他没有笑,也没有觉得厌烦。
他认真地接过了那张黄纸,又认真地看着那个想要一个名字的孩子。
“好。”
赵甲微笑着说道:“坐下说。”
第三天。
在赵甲的帐篷外,出现了五个人。
有来写家书的,有来倾诉苦闷的,甚至有两个士兵因为抢半块干粮打了起来,没有去找营官评理,而是直接扭送到了赵甲这里,让他来断个公道。
第四天。
十个人。
第五天。
十几个人排成了一字长队。
赵甲没有使用任何强硬的手段。
他没有去夺营官的兵权,也没有去颁布什么严苛的军纪。
他只是在倾听。
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的苦痛,用公子教给他的那些道理,去化解他们心里的戾气和迷茫。
帮他们写信,帮他们包扎伤口,调解他们之间那些因为焦躁和恐惧而引发的摩擦。
而在每一次倾听和调解的最后。
他都会像那个夜晚对老周那样。
把那颗名为“理想”的种子,用最质朴的语言,轻轻地种进这些士兵那干涸、贫瘠的灵魂里。
“你昨天抢了同泽的口粮?这是不对的,我们都是苦命人,苦命人不该欺负苦命人。”
“你害怕明天的仗会死?谁都怕,但你想想,如果我们退了,身后的那些同袍、那些百姓怎么办?”
他们缺的,从来都不是好勇斗狠的血气。
他们缺的,是心安。
是一个能让他们觉得,自己挥刀杀人,死后不会下十八层地狱的理由。
而现在。
赵甲给了他们这个理由。
他们不再称呼赵甲为“上面派来的废物”。
他们开始恭敬地,发自内心地叫他一声:“从事大人。”
而同样的一幕幕。
此刻不仅仅发生在左先锋营。